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语言不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21]到20世纪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他们认为,虽然民主有种种的好处,但它无疑形成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们希望在美国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33]基于这样崇高的理想,他们相信,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行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开明的行业。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7]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然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只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

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本书后面的一个目标是要让电视认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我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并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将新闻节目做此定位的人。

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

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们比任何其他观众群体都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和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都不必当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

我必须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 媒介批评三部曲: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套装共3册) (尼尔·波兹曼)

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意见。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

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

一本书就是历史,它的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时间里——从它的写作过程到它线形的陈述,再到通篇运用自如的过去时态。古往今来,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媒介能像书一样让我们感受到过去是如此有用。在关于书的一次谈话中,卡莱尔说,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鲜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在。

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我相信他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在电视时代里,我们的信息环境和1783年的信息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斗要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阵地上进行。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

[14] 公司国家(corrorate state):源出1970年美国查尔斯·A·赖克(Charles A.Reich)所作的《绿化美国》,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者注

在《芝麻街》里,可爱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调和快速的编辑,无疑都能带给孩子们很多乐趣,并为他们将来融入一个热爱娱乐的文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3]。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要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应该读一读马歇尔·麦克卢汉。

我只是想说,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以及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2]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语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

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这些都是中世纪童年不存在的原因所在。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认为电视、计算机、电子通信等对社会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在形成其思想的风格方面会产生强烈影响;书籍注定是要消亡的。著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译者注

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

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

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为什么电视要强行把整个文化从壁橱里全部搬出来示众?为什么人们本应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和忏悔室里交流的话题,要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地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但它的发展却有赖于人们日益清楚地了解通过秩序井然的问题来揭示各种秘密的重要性。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是通过好奇来连接的,但好奇大半发生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是分离的,儿童必须通过提问寻求进入成人的世界。

于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依靠有权威的成人,而是依赖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闻来获取知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的答案。简言之,我们身边没有儿童了。

人们通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电视乃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这个观察完全正确,但是为什么它被看作进步的标志仍然是个谜。我们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消息灵通,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长辈知道的一切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变成成人,或者至少像成人一样。用我自己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时,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字的头脑为识字文化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识字的头脑创造了新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又使识字文化所依赖的“传统的技能”变得毫无意义。我大惑不解的是,除了电视网的董事会主席之外,谁还会对这样的事实保持乐观态度。

遗憾的是,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信息的暴涨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第130页)。

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

人类学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它使人一望而知、一看就懂: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化的东西。”

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

技术给中世纪欧洲精神生活造成问题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农夫纷至沓来的磨坊成为妓女喜欢勾引嫖客的地方。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以致到了12世纪,西多教团[18]的领袖圣贝尔纳竟然试图关闭磨坊。但他徒劳一场,因为磨坊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

当开普勒表达这个观点时,他就向着技术统治论的观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清楚的呼唤: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的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

正如马克斯·韦伯[9]所言,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