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一书论辩的核心要旨之一在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将人类经验主体化/主观化(subjectivize),而这一日益加剧的倾向,致使人类被剥夺了他们最深层次的需要。

只有一起投身于那些在我们的公共世界里上演和发生着的故事之中,才能给生存赋予意义,否则我们的生存无非是乏味而平庸的沉闷苦工,寡淡而无聊。

当我们把自己的能量和精力悉数投放在私人关切上,那么,我们对一个由话语(discourse)与活动(activity)所构成的公共空间的经验就被挤压出局,这就致使我们被剥夺了人类生活中那些最为人性化的层面。

从阿伦特的视角看,自由主义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从理论上将那些把生活圈定在一个尤为现代的社会中的界限正当化。

如何才能确保一个由种种共享的外观和主体间判断所组成的、可能的公共领域,以此来对抗主体化的威胁。[5]那我们可能也会这么想:要化解主体主义/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灾危,另有一个更为简易直接的药方,即某种这样的哲学,它断言在人类需要,或人类欲望,或人类兴趣/利益之中有着一种客观上共享的结构,换言之,也就是某种关于人类之客观自然/本性的理论。

康德当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位经典旗手,而康德所代表的那种自由主义恰是阿伦特所拒斥的,她拒斥的理由在于:自由主义处心积虑地把公共领域构想得很狭窄,这种谨小慎微、全无雄心的构想本身也是处心积虑的,为的就是赋予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以崇高而首要的道德地位。